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57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3.《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了“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他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可以说，这部“遗嘱”一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会良知，也以个人流血的灵魂诉说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当代精神传统，这就是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自觉地成为现实社会的清醒的批判者，用现代文化来战胜社会上各种丑恶、落后和黑暗的事物。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5、19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